作者：梅雪林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音乐教育，独立门户的“音乐教育”是不存在的。礼和乐相互结合并相互影响的礼乐文化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且古代的音乐教育侧重的是音乐的教化作用。文章主要是通过古代乐教的历史性演变来考察古代乐教的生命功用、社会功用以及综合功用，从而来看待古代乐教对现代音乐教育的启示与意义。
关键词
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历史演变；作用；意义
（续）
（二）古代乐教的社会功用
礼教与乐教在古代教育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故并称礼乐。据《礼记·名堂位》记载：“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伴度量而天下大服。”周代的礼乐教育经过孔门儒学继承渐渐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在《史记》《大戴记》《周礼》中，国学的教育为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由此可知，礼、乐是古代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两门学科。古代除“六艺”外，又有“六经”，同样是六种教材，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和“六经”本不相同，但礼、乐既属“六艺”，又属“六经”；既为科目，又为经籍（教材），足见其地位的重要。
“乐”字始见于甲骨文，但“礼”字没有记载。对于礼乐，孔子则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正是“始于美育，终于美育”，并且把“乐”作为教育成功的标志。古人认为，如果教育能引导人们进入快乐的境界，那么行为不良的人也会乐于受教；反之，就是热心受教的善良者，也要中途而废。人的本性就是取乐避苦，不明白这一点，也就不懂得教育。
乐教先于礼教，史籍记载很多。乐教重于礼教，也有史可证。班固《白虎通·礼乐》记：“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乐言‘作’，礼言‘制’何？乐者阳也，动作始倡，故言‘作’；礼者阴也，故制于阴，故言‘制’。乐像阳，礼法阴也。”
汉代以后，《礼经》经过儒家之手重新得以确定，而《乐记》也已成为《礼记》的一部。从此，乐经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乐教也自然地失去了自身坚实的依据。于是，乐教渐渐地变为礼教的附庸。汉初的时候，就不强调乐教，到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对策之后，乐教也就日趋衰落，由唐至宋，乐教与礼教的地位在官学中彻底转变，礼教为主，乐教为辅的新的儒家教育传统渐渐得以形成。
乐教具有政治与伦理的双重特性。首先表现在政治化上，乐教具有“干政”“讽上”的传统。“干政”通常为宫廷乐人。而“讽上”则主要是民间以歌谣观民风国政，作为借鉴。乐教的伦理化，主要指的是乐教兼有培养人品的功能。在孔子的乐教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有时将乐教礼仪化，有时将礼教审美化。由此可知，礼教和乐教既联系密切又相对的独立。但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是偏重于乐教的。
乐教具有“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在汉代已成为一种广泛流传的观念，为知识阶层认同。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汉代颇重视乐教的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明代的“乐由道成”的论点，宋代的“文以载道”，均受到汉代乐教观念的影响。
（三）古代乐教的综合功用
古代乐教本身主张和谐，这一点对传统教育影响很大。关于乐礼和谐的言论最多的莫过于孔子。
《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人而不仁，如何礼？人而仁，如何乐？
孔子的“礼乐”和谐论，与其“尽善尽美”的审美标准是相一致的。周公把“功成作乐”作为最高目标，而孔子把“德成作乐”作为最后的追求。在孔子看来，礼即是善，乐即是乐，真正的君子应该是礼乐兼得，善美并存。
乐教的综合功用，表现在外部就是要求礼教和乐教和谐一致，共同来完成对人的教育。通过音乐之“和”，可以保证并促进人的生命健康和国泰民安，也就是达到乐教的生命功能和社会功能的统一。
中国古代乐教追求的“和谐”思想，在西方也能找到。英国音乐家罗杰·诺斯在其著作《音乐法则》中说：“音乐之目的有二：一是以纯净之和声愉悦人的感官，二是令人感动或激发人的热情。”中国古代乐教始终 中国古代乐教的无为属于一种自然法则。乐教的“无为”之法，取决于“自然”之人。而在中国文学中，常常把“此时无声胜有声”来作为审美的最高境界。关于“无为”之法，李贽指出：“声色之采，发乎情性，有乎自然。”此乃是李贽的“性情说”对庄子“自然说”的继承与发展。
（四）结语
中国古代乐教给人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处所，教人如何生存，如何提高生命的意义和增进生活的乐趣。人生的目的就在于把一个未成熟的人养育成一个既懂得创造生活，又懂得享受生活的新生命，教育所要完成的正是这样的一种使命。
艺术教育可能促进艺术人才的诞生，并使之创造出杰出的艺术作品。但是，艺术教育的目标，就是在创造出富有审美个性的活生生的个体的同时，又能创造出审美化、艺术化的幸福人生。中国古代乐教在此方面积累了一笔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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